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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勤俭”的道光,有心扶清为何无力回天

稿件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 

作者:关山远

近读清史,读到道光一节,不由深思:如此一个勤政堪称宵衣旰食、节俭堪称抠到极致的皇帝,乾纲独断,事必躬亲,为何偏偏在他手里,内政外交的努力多数失败,尤其是输掉鸦片战争、开启中国近代百年耻辱?

后人常拿明朝的嘉靖皇帝与道光相比:前者是极度任性型,曾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纪录,却灭了倭寇;后者是苦哈哈型,登基近三十年,无一日不阅办奏章,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几乎遥控指挥了每场战役,却最终不得不含恨写下“各条约准照议办理”八个字,批准了《南京条约》。道光跟接下来的几任清朝皇帝不一样,后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已经没有太多痛感了,于道光而言,却是撕心裂肺的痛,他感觉不仅没能继承先祖的光荣,反而在自己手里辱没了江山社稷。鸦片战争结束后,有一次当着满朝大臣的面,他“握拳捶心”,一脸痛不欲生的表情。

他深知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,因此在临死前写下遗诏,让臣下不要在他陵前立圣德神功碑,他认为自己不配:“妄称显号,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,徒增后人之讥评,朕不取也。”

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——道光愤懑难平,何等郁闷。他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,登基之初,他也认为自己能够大有作为,信心满满。

披上龙袍前7年,他就有不俗的表现:1813年9月15日,天理教徒林清与渗透进皇宫的内奸里应外合,率众执刀闯进紫禁城,史称“林清之变”。一时大乱,亲王贝勒狼奔豕突,文臣武将抱头鼠窜,危急间,二阿哥旻宁挺身而出,用鸟枪连发两枪,弹无虚发,将翻上墙头的两个入侵者当场击毙,其他天理教徒一时间也给震慑住了,趁他们迟疑间,旻宁迅速组织起防御。在接下来的较量中,鸟枪放完了,旻宁还用弹弓把一个入侵者的指挥官从屋顶打下来,摔死于殿下。总而言之,在敉平“林清之变”中,旻宁居功至伟,既显示了临危不惧的强大心理素质与领导能力,又露了一手好武功。后来他登上皇位,此事加分不少。

登基后第六年,南疆爆发了张格尔之乱,道光亲自制定军事计划,选派得力将领,一年多时间,生擒张格尔。他的声誉达到巅峰,被称为“小康熙”。

他一心想继承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辉煌,做一个好皇帝。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,但他相信自己能够重振国运:改组军机处、整顿漕运和河防,颁布了许多制度严查贪污,并取缔陈规陋习、强化吏治,同时修改盐法、允许开矿……他做了许多努力。

他律己甚严,没有什么爱好,甚至不好色,跟风流的爷爷乾隆皇帝完全是两种风格。跟爱好奢华繁丽的乾隆相比,道光走到了另一个极致:在清朝历代皇帝中,道光生活之俭朴,堪称第一。

即位之初,他就颁布了一条节俭倡议书《御制声色货利谕》,并率先垂范。史载:他即位后,内府依例给他40方砚,砚后镌有“道光御用”四字。他认为太多,闲置可惜,便将它们分给了臣下。还有一事:以前皇帝用笔须送紫毫中最硬的,笔管上刻有“天章”“云汉”字样。他觉得不合用,让臣下到坊间买一般常用的纯羊毫、兼毫两种。他穿的裤子,甚至打着补丁。

他在饮食方面尤其节俭,少荤多素,每餐不过四样菜肴。各种生日、庆典能省则省。有一年给皇后过四十大寿,王公贵族与文武百官喜滋滋上席时,惊呆了:每人桌前只有一碗打卤面,上面一点肉末——这还是道光为了给皇后过寿,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。

但这样一个梦想当好皇帝的皇帝,结果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失败者的身影:吏治、盐政、漕运、禁烟等均无起色,他努力抠下每一两银子,却在输掉鸦片战争后,一次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。白花花的银子,流水一般泄出去……

道光的悲剧,在于他知道当时的政治生态已经败坏到了根子,想改变,却缺乏改变的勇气与能力。

有一桩事,特别能说明当时的糟糕状况:一日,道光想喝面片儿汤,令御膳房备办。

这要求多简单,搁在今天北方任何一个饭店,几分钟就端上来了。但是当年道光帝的命令发出之后,分管皇帝饮食的内务府进行了认真研究,第二天报上来一个方案:皇上您想喝面片儿汤,需要盖个专用厨房,还要聘请专用厨师,另设一个官员专门管理面片儿汤的烹饪……总计,开办费需要七万多两白银,另外每年维护费用还得数千两。

道光一听,肯定晕了,不就喝碗面片儿汤吗?花这么多银子!算了,御膳房甭做了,到街上买去。没即位前,他也曾上街吃过的,于是告诉内务府:你们到前门那块儿,给我买一碗回来,味道相当不错的。于是内务府的老爷们跑出去,没多久回来,复奏:那个饭馆已经关掉了,您要喝面片儿汤,非得在御膳房开设专门机构不可。

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,终究还是没有喝上这碗面片儿汤。

这碗面片儿汤,是当时清朝官场陋习最好的写照:雁过拔毛,层层揩油,人人自肥。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,庞大到皇帝想喝一碗便宜的面片儿汤,都会触犯他们的利益。

道光傻到不知道其中猫腻吗?起初,他努力想改变,首先向“陋规”开刀。所谓“陋规”,是清朝官员在少得可怜的“正规收入”之外的收入,其实是他们的主要收入,名目繁多,有征税的“火耗”、征粮的“羡余”,即铸银锭或粮食仓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,提前向老百姓收取的一块,按照各地衙门的“老规矩”,通常占正式税收的5%至15%,其中盈余部分,就被州县官据为己有,康熙曾无奈地说:“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,否则无法应付开支。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,便是好官。”

除了“火耗”“羡余”外,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送礼:凡办事的必送礼;逢年过节,下级必给上级送礼,地方的必给京官送礼,门生必给考官、学官送礼——有些官员完全是为了搞小圈子拜师的。送礼名目繁多:“节寿礼”“程仪”“卯规”“别敬”“门生礼”“炭敬”“冰敬”……“炭敬”,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礼;“冰敬”,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。时人记载:“大小京官,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、炭敬、冰敬。”

绞尽脑汁敛财,成为清朝官场心照不宣的“潜规则”,严重败坏了官场生态与社会风气。《清宣宗实录》记载了一种叫“签子钱”的“发明”:民间向官府递交诉状,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收。比如安徽阜阳县的门房、签押房,每收一呈文要制钱4500文,称为“签子钱”,有的还加倍索取,叫“双签子”。

道光痛感这样下去不行啊,他刚即位,就授意军机大臣英和上奏:将各省陋规逐一查清,分别应存或者应当革除,规定下来加以限制。在他即位半个月后,连发两道诏令,措辞严厉,向“陋规”开刀。

但是,上谕发出不久,官僚们纷纷反对,各种各样的理由,貌似处处为皇帝着想,事实上是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。道光缺乏跟整个官僚集团死磕的勇气,怂了。三个月后,他下命停止清查,并自我检讨,然后还把责任推到英和身上,把他赶出军机处。这样一来,官员们就明白了道光的底牌。在道光一朝,陋规愈发严重,吏治不可救药。

这个缺乏勇气也缺乏能力的皇帝,接下来做了各种努力,出发点很好,但都无法坚持。比如漕运和盐政弊端重重,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税收。道光下了决心,改漕运为海运,推行票盐法代替原来的行盐之法,但遭到众多官员反对和阻挠,改革半途而废。

今日读史,还能读出道光频频受挫之后无奈的叹息:“算了……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凑合着过,成了道光后来的常态。

道光遇到最大的挑战,就是鸦片战争,这也是他一生无法释怀的痛。

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,是注定的,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道光是在替他的爷爷和爸爸背锅——清朝之落后于世界,是从貌似盛世的乾隆开始的。

今天读鸦片战争史,是无穷的痛心:面对敌人,当时中国官兵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,但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与战争思维,注定了在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入侵者的军舰与火枪前,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败。

相关史料记载中,充斥着道光皇帝的焦虑,他对一个又一个派往前线的重臣寄予厚望,最终失望透顶。后人读史,能够读出当时道光的无奈——无人可用。

与战争失败紧密相连的,是清廷的外交失败。两种失败交织在一起,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付出惨重成本告一段落,并由此打开了列强纷至沓来、轮番勒索的“潘多拉魔盒”。事实上,一直到道光年代,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,更没有职业的外交人员。无论是养尊处优的满族王公,还是饱读诗书的汉族重臣,基本上都不知道怎么跟洋人打交道,他们最常用的手法,就是“忽悠”,一边忽悠英国人,一边忽悠皇帝。

这种忽悠精神,由来已久。早在乾隆朝,英国外交使团万里迢迢过来,本是中国一次打开大门的好机会,却因为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而错失。当时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者下跪,后者坚决不同意,无奈之下,只能忽悠乾隆说:洋人腿脚不能打弯,所以不能下跪。

此类荒谬说法,居然成功忽悠了清朝几代人,待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,钦差大臣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一折奏章中说:就算英国人真诉诸武力,也没什么可怕的,他们的军舰和枪炮确实厉害,但英国兵都有生理缺陷,腿脚都不能打弯,肉搏战肯定不是咱们对手……严重误导了道光。林则徐堪称当时“第一能吏”,算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颇多之人,仍然照样有此误解,遑论其他人了。

不了解世界,也不愿意了解世界。等到强敌打上门来,只能按着惯性思维与经验主义来处置,殊不知自己已整整落后一个世纪!

道光起初还以为这不过又是一场平定南疆张格尔叛乱的战争,没想到越打越不对劲,气急败坏之余,他罢黜了林则徐,但继任者能力跟林则徐相比,差了不知多远。在整个战争中,道光与他的大臣们,始终在“战”与“和”之间摇摆。真真假假的消息,让道光的情绪,如同过山车一般大喜大悲、大起大落。比如,1841年7月,奕山在广州谎称取得胜利,道光大喜,没有核实真伪,迫不及待地再次下令各省撤防,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一轮进攻,清军来不及重新布防,吃了大亏。

今天读史,很纳闷当年的大清重臣,居然如此敢于跟皇帝和洋人忽悠、捣浆糊。他们有能吏也有庸臣,但置身于这种武器与理念完全不在一个层面的战争,无论能干与否,脑子里都是一团浆糊,只能捣浆糊,捱过一段算一段,应付一时算一时。

最具嘲讽的是,最终与英国人取得外交突破的,居然是一个仆人。此人名叫张喜,是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丁,此人有勇有谋有口才有颜值,当清廷陷入打又打不过、谈又不会谈而且没人敢去谈的困境时,张喜挺身而出,“慷慨请行”,他顶着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,成了历史上罕见的“家丁使臣”,小人物就这么神奇地走上了历史大舞台,时在1840年10月25日。

张喜是天津人,口才好,脑瓜灵活,与英国人交涉起来,有理有节,不卑不亢不啰嗦。英国人之前打交道的中国官员,要么傲慢无礼,要么就是说话丝毫不管用也不负责任的大忽悠,因此对张喜印象颇好。总之这是一个鸦片战争版的“晏子使楚”,几经周折,化解危机。但清廷官员的特点就是糊涂与抢功,张喜被他们甩到一边,然后又搞出英军进攻南京的危机。无奈之下,再次请出张喜,理由是江南百万苍生都在等着你力挽狂澜,就连洋人都说为啥张老爷不来,都等着他来和谈呢。在和谈桌上,张喜硬把3000万两赔款砍价砍到了2100万两……但在最后阶段的谈判中,张喜利用价值已完,被官老爷们给踢开了,最后签约成功,论功行赏,张喜好象不存在一般了。

对付不了外国人,但对付老百姓,这些官僚还是很有办法的。

道光的失败,跟他重用两个“模棱宰相”,也脱离不了干系。

“模棱宰相”来源于“遇事模棱,缄口不言”,一个“模棱宰相”叫曹振镛,此人能力平庸,却能在中枢工作54年,堪称“不倒翁”,死后还混了一个“文正”的超牛谥号,但在《清史稿》中,他的传记只有区区700字——实在没什么光辉事迹可写。他做官的秘诀是:“多磕头、少说话。”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,坚决闭嘴,只磕头,不说话,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,便循着他的思路,顺水推舟,讨他欢心。

此人是个好演员,见到道光倡导俭朴之风,便穿得破破烂烂的,裤子上缝了两个补丁,道光一看:哇,你的补丁还比我多一个呢,真是不错,便为他题词“恭俭惟德”。在曹振镛的带领下,京城一时间破旧二手衣服成为抢手货,物价给哄抬起来,一件破衣服的价格,居然超过了新衣服。道光力刹奢靡之风,结果完全成了形式主义。

演演戏倒也罢了,曹振镛还做了不少纯粹取悦皇帝、完全罔顾原则的事。比如,道光即位后,要批阅大量奏折,夜以继日,都看不过来,又不得不看,苦不堪言。曹振镛观察之后,建议说:现在天下太平,大臣们好作危言,指陈朝政的过失,以博得赞誉表扬。若是治他们的罪,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。今后所有奏章,皇上不用遍阅,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,谴责奏折臣子,让群臣传阅。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,以为皇上明察秋毫,细微不遗,一定不敢肆意擅奏,懈怠从事。

道光正想如何解脱呢,就信了曹振镛的话,开始化身为校对,专注于改错别字,常常从奏折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,给予上奏者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。这么一来,从此朝臣们“皆矜矜小节,无敢稍纵,语多吉祥,凶灾不敢入告。”不敢因为一些错别字或者语法错误给弄得又是降级又是罚款的了,慷慨激昂的少了,提批评意见的少了,数量也大大减少了,而且多是报喜不报忧。

这个后果,当然很严重。清人笔记《名人逸事》中有篇文章叫《曹振镛之误清》,上面写道:曹振镛鸡蛋里挑骨头,箝制人心,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,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,“厌厌无生气,皆曹振镛所造成也。”还说,因为报喜不报忧,使得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,没能及时传上来,“洪杨猝发,几至亡国,罪过极大。”

道光一朝,一方面是无人可用,另一方面,大量有才华的人被压制,比如龚自珍,他有才华有见识有能力有抱负,却被主持殿试的曹振镛“以楷法不中程,不列优等”为由,也就是楷体字写得不规整这个理由,将他置于三甲开外。龚自珍此后仕途多坎坷,愤懑之下,发出了“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悲鸣。

曹振镛死后,继任者又是个“模棱宰相”:穆彰阿。此人比曹振镛更擅长揣测道光皇帝的心理,察颜观色,顺着皇帝的心意说。鸦片战争爆发后,林则徐主持广东,英国人讨不到便宜,兴军北上,直逼南京城下,道光慌了,对林则徐的态度也有了改变,穆彰阿窥测到道光帝“意移厌兵”,便以“开兵衅”的罪名加给林则徐,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,促使道光帝“罢林则徐,以琦善代之”。

穆彰阿也手握重权岿立不倒许多年,一直到道光驾崩、咸丰继位,才把他干掉,咸丰对他的评价是:“保位贪荣,妨贤病国。小忠小信,阴柔以售其奸;伪学伪才,揣摩以逢主意……”

有清一朝,曹振镛、穆彰阿不算贪官,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,但这种不负责任、糊弄忽悠的庸官、“巧官”,危害性并不比贪官小。活该道光倒霉,他的执政生涯,被两个庸官、“巧官”无缝衔接,怎能不失败?

道光的失败,是他个人的失败,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失败。他身处一个摇摇欲坠、朽烂不堪的大厦,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大动土木加固与重建,只能修修补补,注定了他一生累而无效。

历史对他唯一的安慰是:没有让他活着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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