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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文公的赏罚之道

春秋一代,晋国称霸时间最长。自晋文公制霸中原开始,即有晋襄公的续霸,后又有晋悼公的独霸,先后长达百年之久。

霸业成于用人,晋国所以称霸最久,恐怕又有其“独门秘诀”。用人之道,雄主各有侧重。而从历史记载来看,晋主的用人之道,其最重者,窃以为正在于其赏其罚既公且明。

跟随文公出亡的仆人壶叔就不满,直言于文公:你三次行赏,都没有我,请问我有什么罪过?这分明是有点急于邀功的意思

晋文公重耳年少时就爱结交贤士,在外流亡19 年,从者有赵衰、狐偃、先轸等贤士,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。在未入位时,身无长物,而追随者如云,亦是历史上少有的气象。贤才追慕雄主也如是,雄主吸引贤才也如是。

及至复国,晋文公便大会群臣论功行赏。他分赏为三等,以从亡为首功,送款者次之,迎降者又次之。还下诏悬于国门:若有遗漏功劳者,请直言。如此分明,当是文公过人处。如果说,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是最重要的用人导向,那么赏什么罚什么则是最重要的治人之道。赏得分明,罚得在理,则人才各安其位,各尽其才。反之,人才就都会不得安生。

当然,晋文公这等行赏之法,当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。跟随文公出亡的仆人壶叔就不满,直言于文公:你三次行赏,都没有我,请问我有什么罪过?这分明是有点急于邀功的意思。照一般人的理解,与领导这么亲近,领导就会首先想到他、优先安排他,哪会等到他自己去问呢。雄主用的当然不是这等思维。文公说出了下面一番话,让壶叔“愧服”,这一服,服的是理;这一愧,愧的是己。而“晋人闻之,皆说(悦)”。这表明,赏得分明,确实能收服人心。

文公之说,史家记载细节各有差别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是这样写的:“导我以仁义”,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,受上赏。以善行辅佐我,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,受次赏。矢石之难、汗马之劳,复次赏。至于奔走之劳、匹夫之力,又在其次。“三赏之后,故且及子。”冯梦龙在《东周列国志》中则评价说“上赏赏德,其次赏才,又其次赏功”。这可说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,自古至今,也是合乎历史演进的大逻辑的。

不过,文公善赏,却忘性大,竟然把那位割股啖君的介子推给忘了。而介子推本也不求俸禄,便携母归隐于绵山。等到想起他,文公便用了各种方法想促他出山, 但介子推就是不出来,于是便用火烧山以逼他出山,却反得其咎,把他们母子烧死于树下。晋文公感念其忠怀,葬其于绵山,修祠立庙,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,以寄哀思,流传至今的寒食节即源于此。

这堪称千古一憾,虽然这与介子推的清高品格有关,但也不能不说是晋文公善赏之白璧微瑕。司马迁就大为感慨地写道:“晋文公,古所谓明君也,亡居外十九年,至困约,及即位而行赏,尚忘介子推,况骄主乎?”确然,行赏能做到完美极致者,古今有几?其为雄主者,唯尽力为之,有错即改而已。

晋文公便这样以论功行赏开始修国政,“举善任能,省刑薄敛,通商礼宾,拯寡救乏”,即使晋大治。

包庇一人,看似救人一命,但会失却人心;不因私废公,看似冷酷无情,却会赢得人心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,晋文公严惩二将,循的正是这个公道人心

当初文公流亡于曹国时,曹共公无礼,而独有其大夫僖负羁送食物和玉璧给他。及至文公伐曹,便下令不许惊动僖负羁一家,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首。却偏偏有魏准、颠颉二人挟功骄恣,酒后竟然烧了僖负羁的家。这两人都有从亡19 年之劳,又新立大功,但文公决意论罪,终诛颠颉而革魏准职。将士们一看,这两人有从亡大功,一违君命便或诛或革,况他人乎?于是知国法无私,三军肃然知畏。如此公道处置,确是晋文公的远见卓识。

事实上,关于有功者犯事的问题,自古而今有多种处置方式。比如有功过相抵而免罪者,有允许戴罪立功者,甚至有为有功者网开一面、重责备而轻惩处者。但唯雄才大略、胸襟旷远者,才能做到不以私废公、不以功掩过。

延安时期,被称为革命功臣的黄克功,因求恋不成而枪杀女大学生刘茜。对黄克功杀还是不杀?当时也是争论不休。黄本人希望能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,不要死在延安的法场上。案件审判长雷经天写信给毛泽东提出“严格依法办事,对黄克功处以极刑”。但也有领导同志请求毛泽东赦免黄克功的死刑。

然而,在毛泽东同志看来,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,赏罚严明,功不抵罪,罪不否功。他在给雷经天的那封著名复信中这样写道:“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,今天处以极刑,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……有如此卑鄙的,残忍的,失掉党的立场的,失掉革命立场的,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,如为赦免,便无以教育党,无以教育革命者,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……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,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,是一个多年的红军,所以不得不这样办……一切共产党员,一切红军指战员,一切革命分子,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……”这段话,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对待功与过的价值理念,也深刻阐明了“罚”的理由与力量。

历史与实践演绎的逻辑就是这样:包庇一人,看似救人一命,但会失却人心;不因私废公,看似冷酷无情,却会赢得人心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,晋文公严惩二将,循的正是这个公道人心。

由此,晋文公的赏罚之道内蕴的道理在于:赏,立起了高线,树起了标杆,让人才争相报国立功;而罚,则是划出了底线,设定了边界,让人才知敬畏而不敢越雷池。其赏公、其罚明,则各色人等自入其道,竭力而尽才,何愁国之不治?

伐曹后不久,晋楚即发生城濮大战,晋军大败楚师,文公践土主盟,被襄王策命为方伯。文公又论功行赏,以狐偃为首功,先轸次之。

这下诸将又搞不懂,说城濮之战,设奇计破楚都是先轸的功劳啊。文公便讲了他的道理:先轸说“必战楚,毋失敌”,狐偃说“必避楚,毋失信”。胜敌乃一时之功,全信乃万世之利,不能把一时之功看得比万世之利还重要。这下诸将又无不悦服。

原来,当年文公流亡楚国,曾受楚国款待,因便对楚有“他日治兵中原,请避君三舍”的承诺,狐偃提醒的就是必须兑现当年的承诺。确然,失信于楚,必失信于天下,又如何能为一方霸主?以信立国,人必重之,又何敢欺?文公之赏,确实赏得在理。

行赏结束之后,又开始议罪。舟之侨本被安排备船渡师的,却开小差回家看望病妻,结果被斩。此前,还有祁瞒违命辱师被斩—先轸让祁瞒虚建大旗,守定中军不战,结果他见楚师小将挑战而忍不住一战,差点坏事。再加上更早前的颠颉被斩,文公这一次出军下来,就斩了三名宿将,可谓违令必诛,全不轻宥,结果让三将畏服、诸将用命。

文公之罚,所以罚得众人皆服,就在于罚在至理上,否则人心不服,则会空有其罚。罚得大家口服心服,当然就会舍力用命,不敢有疏忽怠慢之失。

当此之时,晋国鼎盛拥有六军,兵多将广,天下无出其右。通观晋文公一生,其之所以能最后成为一方霸主,必有其雄才大略而令贤才追随臣服,非独赏罚分明之力。但其在位短短8 年,就能令国治而四方服,成就一番丰功,赏罚分明又确为至关重要的因素。因此,冯梦龙评价说:正所谓“赏罚不明,百事不成;赏罚分明,四方可行”,此文公所以能伯诸候也。此评可谓恰如其分。

文/陈家兴

出版社:人民出版社

ISBN:9787010184777

丛书名:政治文化丛书

出版时间:2018-01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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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 赏罚 晋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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